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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曝腐败窝案!发改委系统已有20余名官员落马-搜狐新闻

时间:2015-10-20 02:00:00 【字体:

  综合五家单位的情况来看,居行业主管部门之位的民航局问题最多。这一轮巡视发现的问题几乎都有涉及,并且情况严重。

  本报记者 肖夏 上海报道

  10月18日傍晚,中央纪委监察局网站公布了第二轮中央巡视组对11家单位的巡视反馈情况,再一次揭示出民航业制度顽疾。

  这一轮巡视从今年6月底一直持续到9月初,五家民航业的单位分别是中国民航局、东航集团、中航集团、中航工业集团、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均属于民航系统的主管部门、运输企业和制造企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五家单位各有不同的腐败和经营问题,包括权力寻租、任人唯亲、国有资产流失、公款私用等等,而五家单位都被发现有领导或员工在销售或采购环节进行利益输送。

  在五家单位中,民航局收到的反馈最为严厉,巡视组接连用“行业性腐败”和“共生性腐败”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巡视组的反馈,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发现民航局一些单位任人唯亲,干部“带病提拔”;一些部门围绕航线航班时刻搞权力寻租,相关人员收受巨额贿赂;一些下属企业和特定关联企业“定向合作”,“内外勾结” 形成航材采购腐败“利益链”,蚕食国有资产。

  上述三个巡视组透露,在五家单位巡视期间,分别收到了反映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事实上,在巡视组公布上述巡视结果之前,民航系统已经先后有民航局运输司和空管局的多位官员或前官员被带走调查。可以预计的是,接下来民航系统还将有更多官员面临调查。

  普遍存在利益输送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央第一巡视组入驻了中航工业集团和中航集团(国航母公司)、中央第九巡视组入驻了中国商飞和东航集团、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入驻了民航局。

  综合五家单位的问题来看,利益输送是三个巡视组发现的共同问题。在民航局,巡视组发现了一些部门就航线航班时刻进行权力寻租,部分人员收受巨额贿赂,向特定航空公司进行利益输送

  巡视组提到“一些部门”指的正是民航局运输司,这一部门掌握审批航线航班时刻的权力,一向是腐败高发之地。有航空公司内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由于北上广等很多机场的时刻资源越来越紧张,要获得好的航班和航线越来越难,这为运输司带来了更大寻租空间。

  事实上,就在巡视组入驻民航局期间,运输司的现国内运输处处长、国际运输处处长和已经调任的前运输司司长均已被带走调查,而运输司在上一轮民航反腐中也有高官落马。

  在东航和国航,巡视组发现了客票销售环节存在利益输送和管理漏洞。其中东航被发现有领导成立关联公司进行同业经营,在客运营销环节重复奖励票代,大量赠送免票。

  国航在航材采购环节也被发现存在利益输送,这与民航局在航材采购环节的腐败利益链一脉相承,巡视组将其称为“共生性腐败”。记者向航空公司人士了解,目前民航飞机所用的各项航材目前大部分都需要进口,这些要到航空公司手中都需要过民航局审批这一关,因此存在利益输送空间,而到了航空公司由各家专业部门和人员负责。由于航材价格并不公开,这也让航空公司找到牟利机会。

  中航工业和中国商飞的利益输送可能更多与建设项目有关,中航工业有领导人和亲属围绕企业牟利,部分工程建设违规招投标,中国商飞的大额资金使用管控不严,一些合同规避了审批程序。

  民航局面临进一步调查

  其他一些典型腐败行为也与利益输送相伴相生。比如五家公司都被发现公款私用现象突出,中航工业和中航集团公款打高尔夫,商飞报销费用和出国团控制不严。东航的公款私用更被巡视组称为“顶风违纪”,违规发放奖金、公款吃喝旅游和违规报销费用一应俱全。

  干部的选拔任命也问题突出。这一类情况在东航、中航工业的巡视反馈中也有提及。商飞还面临“裸官”问题处理不到位的批评。

  综合五家单位的情况来看,居行业主管部门之位的民航局问题最多。这一轮巡视发现的问题几乎都有涉及,并且情况严重。由于民航局手中的审批权力与各航空公司息息相关,其整改的进展将关系着诸多行业性腐败问题能否真正得到处理。按照程序,巡视组向中央纪委、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反映线索后,接下来几个月时间民航局还会面临进一步的调查。三大航今年都被国资委要求要大幅度提高直销比例,其目的之一也在于遏制客票代理的腐败现象频发。

  据新华社电 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九,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也是我国法定的“老年节”。

  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2400万,低收入贫困老人2300万。

  以我国目前每年有3%的人口进入老年人行列计算,老龄化高峰将在十到二十年后来临。到本世纪中叶,每3个中国人中就会有1位老人。

  与养老需求的快速增长相比,我国养老设施和服务在数量和结构上存在供给短缺。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各类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31833个。机构、社区等养老床位合计达到584.0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27.5张。据介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为50到70张。

  同时,我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30万人,缺口高达1000万;就在这不到30万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上人员占到一半以上,高中以下学历占到七成。亟需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待遇和服务水平。

  京华时报讯(记者赵鹏)昨天,财政部发布通知,宣布自2016年1月1日起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其中司局级干部在北京市的住宿费标准将涨至全国最高水平的每人每天650元。拉萨、西宁、哈尔滨、海口、大连、青岛等城市试行差旅住宿费淡旺季标准。

  据财政部的《关于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次调整综合考虑近两年全国各地区宾馆(饭店)住宿费价格变动、淡旺季等因素,将涉及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部级干部住宿费标准、7个城市司局级干部住宿费标准和33个城市处级及以下干部住宿费标准。

  记者了解到,此前自2014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标准表》(2014)曾规定,部级干部在北京的住宿费标准是每人每天800元,这次则涨至1100元;司局级干部在北京的住宿费标准原为每人每天500元,这次则涨至650元;其他人员在北京的住宿费标准原为每人每天350元,这次则涨至500元。调整后,部级干部和其他人员在北京和上海的标准相同,均为全国最高水平;而司局级干部在北京市的住宿标准则是最高的。

  通知还明确规定,拉萨、西宁、哈尔滨、海口、大连、青岛等6个受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和季节性热点影响较大的城市试行差旅住宿费淡旺季标准,旺季标准可上浮20%-50%。

  财政部强调,调整后的差旅住宿费标准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到各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出差的住宿费上限标准,各类人员应当坚持勤俭节约原则,根据职级对应的住宿费标准自行选择宾馆住宿(不分房型),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报销。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所辖地、州、市(县)出差执行当地财政部门制定的差旅住宿费标准。各地、州、市(县)差旅住宿费标准未制定公布前,可暂按其省会城市住宿费标准执行。

  解读

  新标准考虑物价涨幅更合理

  昨天,财政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处级及以下干部在北京的住宿费标准这次调整至每人每天500元,充分考虑到了物价涨幅等因素。该人士介绍,目前在北京市,每人每天500元的价格,大约也就能住到三星级的宾馆。个别情况下如果遇到宾馆打折,也有可能住到四星级宾馆的标准间。对于这次调整,他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到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和物价涨幅等综合因素,更加符合各地实际情况,也有利于机关人员开展有关工作。

  远期可考虑推差旅费打包制

  上述有关人士也认为,现行《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将差旅费细分为住宿费、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等几大类。同时,一些地方也没有再单独制定地方标准,而是直接借鉴国家标准并加以使用。由于差旅费涉及费用种类较多,标准也较多,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一定相对繁琐等问题。

  他介绍,目前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公务人员的差旅费实行包干制或称打包制,也就是将类似住宿费、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等费用定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价格。这种方法的优势,一方面对于公务人员和财务人员执行起来相对较为简便易操作,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更加人性化,允许个人在规定范畴内自行调剂,换言之由于整体费用是一定的,所以住得略好吃的就相对较差,吃得略好住的就要简陋一些。

  央行将在伦敦首发一年期主权债 定价或为3.3%

  周艾琳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有知情人士称,中国央行昨日可能为发行的一年期离岸人民币债券定价。此前便有报道称,中国将在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并欲在伦敦开辟中国首个主权债务市场的海外金融中心。

  据彭博新闻社最新报道称,中国央行首发的一年期50亿离岸人民币债券初步定价区间约为3.3%,昨日可能定价,在岸同期限主权债券收益率为2.49%。其联席全球协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和汇丰控股,除这两家机构外,联席主承销商还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渣打银行。《第一财经日报》于14日就债券发行的消息向央行求证,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这一消息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于9月21日时便表示,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在伦敦发行短期人民币债券。这将是中国首次在海外发行短期人民币债券。此外,中英双方还决定扩大人民币和英镑之间的本币互换。

  近期,伦敦金融城市长叶雅伦(AldermanAlanYarrow)在访华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这(央行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是启程。健全债市收益率曲线是第一步,随着收益率曲线逐步完善,有意愿在国际市场上以人民币发债的企业也将会有更多参照。”

  人民币国际化又进一步

  新加坡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BankingCorp.)经济学家TommyXie对彭博新闻社表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关键历程,这能加大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机会。”

  英国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外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的国家。英国财政部去年10月曾发行价值30亿元三年期人民币计价国债,票面利率为2.7%,这也是全球中国以外地区发行的最大一笔人民币债券,债券发行收入将被纳入英国外汇储备,表明英国政府相信人民币有潜力发展成为重要外汇储备货币。

  中国财政部9月21日公布的第七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也显示,“中方认识到伦敦是最具活力和最重要的人民币交易中心和离岸人民币市场之一,支持各类发行主体利用伦敦市场优势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中国人民银行将于近期在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双方认为这对增加离岸市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工具、高信用等级的投资产品和抵押品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深化人民币市场,巩固伦敦作为重要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支持人民币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更广泛地使用。英格兰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动扩大互换规模。”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构成的评估临近尾声,并将在11月公布评估结果,各界对于人民币进入SDR的预期不断升温,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标准则是“可自由使用”(“FreeUsable”Criterion,简称FU),这其中又包括四大关键指标:该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以该货币计值的国际银行借贷、以该货币计值的国际债券,以及即期外汇交易量。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大力推动人民币的全球使用。实际上,2015年我国资本项下开放的一系列举措中,债券市场的开放推动明显。比如,允许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等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市场,向中国央行提交银行间市场投资备案表即可;同时放开投资额度限制,相关境外机构可自主决定投资规模等。

  伦敦巩固

  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地位

  对于伦敦而言,发行离岸人民币国券也是强化其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地位的契机。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截至2013年,全球日均外汇交易总量高达5.3万亿美元,伦敦占41%,体量全球第一。伦敦也已经成为除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外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心。

  叶雅伦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伦敦占据的全球外汇交易份额接近41%,是最大竞争对手的两倍。伦敦在外汇方面经验多,我们希望与中国交流,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平台。”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访华期间也宣布,对伦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式连通”展开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research),即“沪伦通”。

  除了具备丰富的人民币交易技能和经验,伦敦还具备一个其他离岸金融中心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时区优势。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此前也指出,伦敦处于0时区,在时差上比北京晚8小时,比纽约早5小时。因此,伦敦上午的交易时段正好是中国市场下午的交易时段,而下午的交易时段又恰巧与纽约上午的交易时段一致。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得伦敦在金融交易上具备独特的优势。

  作为联系亚太和欧美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伦敦是实现全球金融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关键节点。特别是香港将其人民币支付系统的营业时间延长至伦敦当地时间15:30后,进一步拓宽了伦敦金融机构能够进行“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的窗口期。

  回顾伦敦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历程,2011年9月,在第四届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上,中英双方对于在伦敦发展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表示欢迎,并一致同意两国将在伦敦发展人民币计价产品和服务方面推出合作项目;同年11月,伦敦金融城确定伦敦人民币业务中心建设计划。

  2012年4月,汇丰银行发行了伦敦市场上的首只离岸人民币债券;2012年11月,中国建设银行宣布通过其伦敦子公司成功发行首只离岸人民币债券。该债券发行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年息率3.2%,半年付息一次。

  201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200亿英镑的中英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3年11月,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分行发行20亿元人民币债券。

  2014年1月,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发行25亿元人民币债券;2014年10月,英国政府发行了首只非中国发行的人民币主权债券,规模为30亿元人民币,债券发行收入将被纳入英国外汇储备。

  新闻延伸

    目前,证监会现有四名副主席,两名主席助理,一名纪委书记。据财新报道,方星海将接替已满退休年龄的现任副主席刘新华,分管国际业务。证监会的正式任命预计将于近日宣布。

    方星海在金融领域履历丰富。2005年其出任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2007年升任上海市金融办主任。在上海工作期间,方星海被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推动者之一。

  2013年5月,方星海从上海金融服务市场办公室主任一职上调至中央财办至今。

  在其早期履历表中,还有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经济学家、建设银行集团协调部主任、银河证券管理委员会成员兼秘书长,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等头衔。

  近两年方星海的公开报道并不太多。在以往公开表态中,方星海认为中国股市投资者难赚到钱的重要原因有三:A股上市过程中,政府介入过多、规章制度太多、分红不足等。

    在2011年除夕财新峰会上,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的方星海曾表示,一行三会首长证监会主席最难做。他认为,其他三个监管部门的首长通常都不会导致普通老百姓亏钱。

    而证监会主席不好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搞不好就要让普通投资者亏钱。因为证券行业,投资股票没有固定的收益回报。普通投资者要不亏钱,就要求股票市场的资本配置要比较有效,同时股价卖的也不是特别高,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保证普通老百姓投资股票市场有一定的收益――但这两个条件就很不容易做到。

  被冷落的出租车方案?

  其实,交通部《征求意见稿》中对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也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比如针对多年来饱受诟病的“份子钱”,也做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份子钱”是指在出租汽车承包经营模式下,出租车司机按照约定,定期向出租汽车经营者缴纳的费用。各地的“份子钱”标准和包含的项目都不相同,主要包括经营权有偿使用费、驾驶员的工资以及社会保险等费用,车辆的折旧、维护等相关费用,还有场地租赁费、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税金、企业利润等。

  长期以来,“份子钱”一直是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的沉重负担。据媒体报道,2014年,西安的出租车司机个人月均营业额为1万元,份子钱为8000元,高达80%;2013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人月均营业额为10400元,份子钱为4000元,占38.4%。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出租车停运事件中,降低“份子钱”是出租车司机的主要诉求。

  10月10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规定:新增的出租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已经实行有偿使用的要逐步取消有偿使用费;鼓励、支持和引导出租汽车企业、行业协会与出租汽车驾驶员、工会组织平等协商,合理确定“份子钱”的标准,并且要根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等实行动态的调整;通过多种渠道公开“份子钱”的项目构成和测算方法等。

  但《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公众对于上述相关规定的关注、讨论似乎并不热烈。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此次出租车专车新政,关键在于专车方面。“传统出租车行业诸多问题的根子在于垄断,而要打破垄断和现有利益格局,必须得有一个搅局者,专车就是。为什么20年来出租车行业痼疾重重却很难改变,为什么专车推出一年多就对市场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专车是一个外来的搅局者,而不是内部的修修补补,更关键的是,专车不仅在搅局,还在建设,它对出租市场的老问题有解决办法,比如提高现有车辆的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解决供求信息不对称等等。所以,如果专车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其他方面的新规很难发挥作用。”

  该人士举例称,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都提出要降低“份子钱”,但在现有利益格局下收效甚微,甚至明降暗升,甚至有地方政府只降低100元也拿来作为“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而本次交通部《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在某地方政府召开的研讨会上,一位出租车司机代表竟然说"份子钱’已没有下降空间”,被当地媒体和出租车司机吐槽为“又一次被代表”。

  业内:对专车的未来有信心!

  交通部《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允许私家车参与专车运营的上海试点方案显得有些尴尬。两个政策的不一致性更是引发各方关注。

  10月13日,上海市交通委就《征求意见稿》召开专题座谈会。上海市交通委负责人明确表示:“对于国家层面的相关规定,上海将坚决予以执行;对于可以探索的项目,上海将拟定更具操作性的措施。”总体来说,上海市对于出租汽车的发展思路是“鼓励创新、依法合规、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和谐发展”。上海市一方面积极拥抱行业的创新创造,另一方面也将引导“互联网+交通”在依法合规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上海市交通部门还要不断创新政府职能,在实施行业准入管理后,从“管车管人”转变到“管平台”,逐步实现事中事后监管。充分保障乘客安全,通过购买保险、加强平台监管等多种措施,紧抓安全风险可控、服务质量可控。

  国内某专车平台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交通部可能是想通过舆论倒逼上海之外其他城市的出租车行业改革。上海给专车颁布全国首张“牌照”之后,其他城市压力很大――这些城市或者尚未向专车平台开放,或者传统出租汽车行业对专车行业有较大抵触,而它们握有“专车牌照”的实施细则制定权――这种压力又传导到交通部,交通部只能通过一份“看似保守”的征求意见稿,引发舆论和行业反弹,再以此为由,反馈给各城市政府及其交管部门,再由后者给出租车行业一个交代。“交通部正是抱着被骂的心态,想把各方的利益平衡了。”

  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如何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管模式,是政府给自己出的考题。从上海现在对专车的管理方式看,是在尝试以“管平台”代替“管车辆”,赋予专车合法化地位,将车辆的资质核发权限交予平台,以此改变传统的监管模式,这在一些人看来或许过于大胆,因为对平台的定位和信任度,一直是此轮改革中的争议热点。但如果结合市民出行的实际需求、专车市场的发展方向来看,这样的制度创新也有其必要。当然,“险棋”是不是“妙招”,能不能把监管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还需要从实践中找到答案。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尽管《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存在一些争议,但这无疑是出租车行业改革的一大进步和尝试。

  一位专车平台负责人表示,尽管利益格局复杂、改革困难重重,但各级政府部门正视问题的态度和勇于改革的决心毋庸置疑,举个例子来说,去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宣布“专车属于非法运营”,但几乎都是“只叫停,不执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所以,“我对专车的未来有信心”。

  我国30余年投资审批管理体制将终结

  负面清单试点两年后将全国推开

  涉国家安全、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等将列入清单

  《经济参考报》记者19日从中国政府网获悉,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负面清单”这一创新改革制度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配套措施。《意见》明确提出推广的时间表: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我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核心是把握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关系,使二者既划清界限又保持衔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负责人19日解读称。《意见》明确,负面清单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市场准入管理的统一要求;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适用于境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经营行为,是针对外商投资准入的特别管理措施。

  哪些内容将列入负面清单一直是业内最为关注的。

  对此,《意见》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务院统一制定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包括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清单内容主要涉及包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政治、国土、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等安全,以及核安全和新型领域安全等国家安全有关行业等;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有关行业等。

  发改委体改司上述负责人表示,对禁止准入事项,《意见》明确,市场主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核准,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对限制准入事项,《意见》区分不同情况,提出了两种准入方式:一是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定;二是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据了解,负面清单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外资准入管理方式,但还少有在国内市场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尝试。我国首份负面清单在2013年9月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出炉,此后更新版的负面清单在扩围之后的粤、津、闽及上海自贸区中统一实行,均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均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权威专家表示,负面清单从外资扩展到内外资,从区域扩展到全国,是市场准入制度和投资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实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审批制投资管理体制将走向终结。

  在对外经贸大学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看来,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推广的意义“不亚于入世”,我国外资管理体制将告别指导目录模式,变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负面清单”。此项改革加上《决定》中提到的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改革和开放的程度之大具有革命性意义和根本性变化,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第四次变革。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对本报记者表示,负面清单制度在准入环节扩大了开放,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并不止于准入环节。以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为例,外资三法的进一步修订,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能调整和重新定位都将紧随其后。“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是对我们现有的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投资审批管理制度的颠覆性改革。”

  而负面清单制度的意义还不仅体现在投资管理体制,还涉及准入机制、审批机制、监管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信息公示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等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负面清单这一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是在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的条件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体制进步。特别是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我国必须主动作为、积极回应。“打铁还需自身硬,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增强我国投资管理制度的弹性和竞争力,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好基础性准备,也将带动我国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理念的全面变革。”

  国家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邹士年对本报记者表示,负面清单的实施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切实之举。尤其在当前经济发展放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无疑会极大增强经济主体的活力,拆除很多投资的藩篱,也增强外资进入的效率,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和活力的释放具有重要意义。

  他同时提示说,对负面清单的实施带来的风险,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相关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监管必须能及时跟上。负面清单的实施显然会伴随高度自由的投资市场,也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异常流动的风险,监管机构必须有足够的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京华时报讯(记者孙乾)国家发改委昨天再曝腐败窝案。中纪委昨天转发驻国家发改委纪检组消息称,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王威、副司长任伟、生活质量处调研员周和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昨天,国家发改委官网的消息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主动出击,坚决惩治腐败,主动抓、主动查,切实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驻委纪检组对社会发展司司长王威、副司长任伟、生活质量处调研员周和宇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介绍,社会发展司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职能司局,主要职责是提出社会发展战略,拟订和协调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人口、教育、文化、卫生、广播影视、民政、政法、旅游等发展政策,以及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官网消息,王威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的身份在10月13日还出席公开活动,接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副院长夏杰长一行。截至昨天记者截稿前,在社会发展司的网页板块中,仍然保留有王威作为司长的书信式《领导致辞》。

  >>背景链接

  发改委系统已有20余名官员“落马”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王威等3人同时“落马”,让各界再次关注国家发改委系统中暴露出来的系列腐败问题。

  2013年5月,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与妻子郭静华在国家发改委大院被中纪委带走,他因此成为国家发改委自2003年改组成立以来,被中纪委调查的首位在任最高级别官员。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数位发改委系统官员相继落马。特别是2014年,国家发改委被曝出系列贪腐案件,该系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2014年8、9月间,国家发改委有7人被带走调查,其中5人就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公开披露的全国范围内共有19名现任或曾任发改委系统的官员落马,截至目前已有20余名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据此,有评论称,十八大以来,发改委系统中“栽下马”的官员数量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最多。专家因此表示,“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主要因为发改委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审批权权限过大”。

  其中,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的贪腐案件也刷新建国以来检察机关起获赃款现金的最大数额。2014年10月31日,最高检在回应国家发改委官员涉嫌贪腐案情时披露,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根据媒体报道,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其家中发现的现金,动用了16台验钞机,点钞时当场烧坏了4台。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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